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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中共對港大的打壓

最近,香港大學遭遇到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為嚴峻的壓力,其對港大威脅之大,以及由此而造成對香港學術自由的威脅,比諸1967年“左派暴動”時還要嚴重。所以這件事值得香港人三思。
由梁振英領頭的、全港左派積極參與的對港大的圍剿,集中在三個內容:
一,批判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獨立,以國家安全為由鎮壓學生對敏感政治問題的探討;
二,批判港大法律學院支持及縱容“佔中”,因此其前任院長陳文敏不適合升任港大副校長,以政治理由直接干預大學行政;
三,批判港大聘用英國人出任校長,就是要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藉此攻擊委任新校長的校務委員會都是殖民地殘餘。
這些“革命大批判”歪理之荒謬,連基本上同屬“左派”陣營的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教授也看不過眼,他於2月6日在《信報》的鴻文《奇怪的政治推理》 就斥責這些攻擊者“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中共以歪理來衝擊正常的大學運作,使人不期然想起內地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 對大學的嚴重破壞。為免港大乃至香港大專教育的淪陷,筆者認為港大應該迅速落實《8.18事件檢討小組》內兩項關於捍衛大學學術自由的重要建議。
發生於2011年的8.18 事件,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要注意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社會所面臨的“大陸化”的嚴峻問題。事件發生後,港大迅速成立一個檢討小組,採納了筆者提出的關於捍衛學術 自由的兩項建議:一是立碑,刻上前大學校長徐立之作出的承諾----「港大永遠是言論自由的堡壘」,豎立在校園內,永誌不忘。二是制定“大學約章”,作為 處理大學與政治權力關係的依據,彰顯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見拙文《勒石立碑彰顯自由約法立契昭示決心》,載2011年11月14日《信報》網路版論壇)。
立碑的作用,是提醒大學仝人,時刻謹記我們對社會所作的承諾,捍衛香港的自由,為中華民族保存好這一片自由土地、自由天空。另一個作用也是提醒每一 個人,不論他位多高、權多重,在知識面前都應該謙卑。這塊碑就像昔日國子監(古代的最高學府)前的下馬石,“文武百官在此下馬”,在最高學府前表示謙卑。 這也提醒學校當局與權貴之間要保持一種適當的關係與禮儀。
制定約章的作用,在於讓大學和社會人士都能自覺地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並宣示我們香港大學對自己、對香港社會、對中華民族的承諾和承擔。
雖然檢討委員會接納了筆者這兩項建議,並已經正式向校方提出,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落實。這次左派來勢洶洶的攻擊,提醒我們這種力圖衝擊學術自由的惡勢力是不會止息的,應該引起大學當局警惕了,所以,立碑和制約問題不能再耽誤了。
立碑和約章可以說是從精神上堅固我們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但主要的保障還是來自制度本身。“8.18事件”後,香港大學評議會 (Convocation)向校方提交關於香港大學前途的報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其中就質疑目前校務委員會主席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做法是否恰當。報告檢討了行政長官與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Council Chairman)的關係後說:“(按目前情況)校務委員會主席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是今後是否仍然適用這個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由此而形成的問責制度 將會影響學術自由。如果校務委員會主席需要向行政長官報告或者聽取他的指示,則將會提供途徑以實現行政干預”。是以報告建議改變校務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任命 的現行辦法。
顯然,現行體制的缺點(即行政長官通過委任校務委員會可以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早已有人察覺並提出擬改革之,這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報告提出後, 由於新校長履新伊始來不及處理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迄今仍然未見進一步的討論。這次趁港大備受攻擊,香港大學當局適宜儘快探討改革之道。
這次香港大學飽受左派的攻擊,除了程介明教授和一班大專院校的教職員連署聲明抗議外,香港大學以及各大院校的當局都噤若寒蟬,這是十分不幸的。如果 整個大專界對於這種明顯干預學術自由,打壓大學學術自由的行徑不予以集體譴責的話,則今日遭遇打擊的是港大,明天可能是中大,後天可能是嶺南。。。。沒完 沒了。只有當整個大專界都團結起來表示一種敵愾同仇的團結時,才能有效擊退這種無聊的攻擊。要牢牢記住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名論述:「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見《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也請大家重讀德國著名神學家、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的懺悔文《起初他們》(First they came)就會明白香港大學今天的遭遇,明天很可能就會降臨到其他大專院校。為方便讀者,現在把這懺悔文錄下供參考: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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