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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醬缸法家遺害

作者:胡可源

自秦國重用商鞅及李斯等法家學說,統一六國,直到今天二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是運用法家哲學治國,但其遺害到現代才顯現。

遺害一:弱民

《商君書》第二十篇弱民

「民弱國强,民强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弱民」,不在弱國民之體力,而在弱其心智。統治者視國民如牛馬奴隸,只用其體力,不准有自己意志。

遺害二:禁心

《韓非子》更進一步指出「弱民心智」之法: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何謂「禁其心」?其實就是今天的統一思想——洗腦。在秦朝時的措施是「焚書坑儒,以吏為師」。當時,「儒]是泛指知識份子;「吏」則是官員。焚書坑儒是封殺所有民間資訊;以吏為師,是只接收官方公佈的定論。

當人民長期只接收單一資訊,沒有其他資訊作比較,其實他們已失去思考批判的能力,被洗腦了,與牛馬無異。

現代政府「禁心」的方法是控制學校、傳媒、互聯網。

何謂「禁其言」?按秦律:「偶語者棄市」,意指:私底下議論政事的人要當眾處死。更毒辣的是,「知情不報罪加一等」。人人為自保,都要爭先告發,「不平之鳴」,於是百姓即使敢怒亦不敢言。

「禁其事」最易理解,但韓非認為,在一個沒有思想沒有議論的群體中,只有瘋子才會不按規定行事。但瘋子對政權的威脅最低,最易處理。因此排在思想和言論管制之後。

秦朝用苛政管治但仍然短命,及至漢朝取代秦朝,漢初的文宣官員賈誼寫下《過秦論》,指秦朝苛政是其短命原因,為漢朝推翻秦朝作理論基礎;又指法家是幫凶。及至漢武帝,天下已大定,皇帝急於找尋一套統治哲學作為長治之策。皇帝深知法家確有實用,但礙於《過秦論》,不便再明用法家。漢武帝的謀臣董仲舒想到一個好計策:他保留法家的帝王權術作內核,外表卻用孔孟儒學作包裝。孔子的君臣之道,本來是一種互有要求的賓主關係。但董仲舒卻改寫為「君上絕對權威,臣下絕對服從」的《天道綱常》。而「高舉君權」正是法家的主張。因此,董仲舒的儒家,其實是「名儒實法」、「儒表法裏」。他又借用陰陽五行學說,創作「天命歸漢」的概念,鞏固了漢朝的統治。漢武帝大喜,遂把儒家「擺上神壇」。故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另一種洗腦政策。

自漢武以後的二千多年,中國歷代帝王都知道「仲舒儒術」的功效,都推行這套「名儒實法」、「儒表法裏」的儒家。儒家講「仁義」,而中國的歷代帝王,有哪一個曾實踐「仁義」?孔子孟子實在只是擔了虛名,中國人也從此習慣了一套「名實不一,表裏不一」的生存哲學。

韓非子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是一套非常有中國特色的哲學。西方哲學與之剛剛相反。西方哲學最重視「思想自由」,其次是「言論自由」。但對「行為」卻有很多規範。這些規範行為,正是我們常說的文明行為。例如不插隊、不喧嘩……等等。中國遊客在境外的不文明行為,經常登上國際的花邊新聞。因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評語是:思想單一,行為放縱。不過,同樣的八字評語,亦是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評語。誰對誰錯,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但即使中國內部有很多關乎權貴們「有權就任性,有錢就任性」的行為的報導,而任性即行為放縱。而中國報刊的社論更多是眾口一詞,較少獨立分析,可以說是思想單一。再說-遍,這些文化差異並無對錯之分,中國人也常說西方人愚蠢、放縱呢。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已被英國統治。經過多年的「異化」,香港人已更習慣西方式的哲辯思維。英國的社會現象也有名實之分,但在英式的名實之間,得經由一套邏輯哲辯來連繫。但中國式的名實之間,卻可以任用「權術」來定義。這是中港矛盾的最深層次原因之一。香港人比較習慣西方式的公平、公開、理性邏輯,並不太擅長於中國式的「帝王術」、「宮心計」、「講一套做一套」等思維。香港的政權回歸中國,但人心能否回歸,這是文化價值觀上的一大考驗。其實香港人並非特別反叛,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近百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已作出不少批判。較著名的有鲁迅的《吶喊‧自序:鐵屋熟睡》周樹人(1881年-1936年)、李宗吾的《厚黑學》李宗吾(1879年-1943年)、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及「醬缸文化論」郭定生(1920年-2008年)

最近,香港兩位文化界人士陶傑和梁文道,為「文化基因論」而展開筆戰。這是一個有趣的題目,容後再說。筆者認為,中國的確有一種「醬缸文化基因」。這基因,是中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學說中的「法家一系」,經秦始皇漢武帝及其後二千多年的特別選擇栽培以至發酵而形成「混醬」。英國人管治香港百多年,香港人帶來一點新空氣、新視野。可惜政權回歸,香港人亦逐步被逼回歸「醬缸」。因為有2047年的期限,年青的一輩特別抗拒。

「醬缸文化」的特色是:思想單一、行為放縱、帝王術、宮心計、講一套,做一套、不講邏輯、扭曲道理、皮厚心黑、貪污腐敗、嚴刑峻法。當然,世界上有很多其他地區的文化比中國的更「混醬」,但香港人以及五四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嚮往的,是較理性正直的西方文化。

中國文化的「行為放縱」,在香港的中國旅客和留學生的的新聞報導已屢見不鮮。中國文化的「思想單一」,更可在香港的立法會內的建制派議員的表現看到。他們平日的發言,都好像「人肉錄音機」,更在2015年6月18日的政改方案投票過程上出了一個大笑話。話說在當日投票的一刻,許多建制派議員突然集體離場,在觀看電視直播的市民無不愕然。現場的記者亦追問離場議員「為什麼」,許多議員都回答:不知為什麼,只是跟大隊行事,或只是跟從班長指揮。可憐這些建制議員的身分本是香港的社會精英,但行事卻如幼稚園唱遊班的學童。真不知這算是可笑還是可悲。這亦可見中國式「醬缸政治」的威力,在回歸後短短的十八年間,便能將「狗」進一步馴化為「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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