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蛋字 EGG WORD

以文字月旦中國事

香港人奮起迎戰滔滔「左」浪!

凡是以馬克思列寧的「階級鬥爭」學說而建立的政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習慣從「鬥爭」的角度看世界,看人(包括自己人)以及看具體問題。這導致它們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先天性的缺陷,就是脫離現實,即主觀認知與客觀世界相悖離。在共產黨的術語中,這叫做「左」。
除了「脫離現實」外, 「階級鬥爭」理論的另一個毛病,就是强調立足於「鬥」。既然立足於「鬥」,就需要有高度敏感的「敵情觀念」,因而凡事都習慣用「陰謀論」去分析。
這兩種「左」的毛病,在中共處理香港普選問題上表露無遺。
簡單訴求複雜化
「脫離現實」的「左」病,正是導致中共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出現嚴重的誤判。明明香港人的訴求很簡單直接,就是要求中共兌現它30 年前的承諾(即趙紫陽總理對香港大學學生會的覆函提出的「民主治港、理所當然」),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普選,但是,中共「左」的慣性思維,卻把一個簡單的訴求複雜化為:
- 顏色革命(以香港為契機顛覆中共政權);
- 分離主義(爭普選是假,搞香港獨立是真);
- 搶奪香港管治權(以遂當年英國人的夢想,建立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政府)等。

這些責難,香港人嗤之以鼻,我們哪有這麼複雜?可惜北京卻信之確切,因為它被自己「左」的慣性思維所蒙蔽。於是,明明是中共自己不願意信守承諾,卻誣衊香港人「不愛國」、無視「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了。世界上是非之顛倒,莫此為甚。
立足於「鬥」的「左」病,見諸「佔中」之後內地與本港親共人士的叫囂。短短1 個月內這種叫囂計有:
- 饒戈平的「補上去殖民化課」;
- 張榮順的「再啓蒙」;
- 陳佐洱的「補腦」論,和「苦瓜毒豆」論;
- 梁振英狠批《學苑》;
- 吳秋北的引入內地《國家安全法》;
- 李源潮聲稱「反佔中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今後好戲還在後頭」;
- 此外,又成立具有强烈「洗腦」性質的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等等。
如何反「左」?
面對滔滔「左」浪,香港人唯有奮起反「左」。如何反「左」?筆者一介書生,只能從文章入手。我認為:
第一,從全局觀點來抗衡「左」的叫囂。我們要大力在青少年學生中普及「左」毒對中國、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禍害。筆者常常用兩組數字來概括這個禍害:4500 萬人非正常死亡、1 億人遭政治迫害(這是最簡單化的概括)。讓學生認識這一點是最好的國情教育。與此同時,我們要重溫鄧小平1992 年南巡講話中提出防「左」的迫切性,他說:
「現在, 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 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柢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 不是右, 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 『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我們可以用鄧小平這些話,比對一下發出「左」囂的人,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危害性。第二,從香港局部的觀點來抗衡「左」的叫囂。
我們不妨詳細閱讀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李後的回憶錄《回歸的歷程》,他承認中共自1949 年以來在香港工作上犯了幾次嚴重的「左」的錯誤,對香港社會帶來重大的損失。我們可以讓年輕人多了解這段歷史,從而自覺抵制「左」的叫囂。
對於建議引入內地國家安全法來香港的吳秋北先生,他作為工聯會理事長,應該記得工聯會在1967 年策動「反英抗暴」的「極左」角色吧?在工聯會65 周年會慶紀念特刊裏,你們把責任一推給港英(民族壓迫),二推給北京(受文革影響),就是不怪責自己中了「左」毒,才幹出「火燒林彬」、炸死兩姐弟的惡行。這些事情都應該讓年輕人知道,使他們懂得自覺反「左」。
第三, 我們也可以敲問一下那些發出「左」囂的高官,他們有沒有反思「左」的傷痛?如果有,他們為什麼還要把「左」的一套施加香港?
在香港問題上最為港人熟知的「左」王陳佐洱先生,曾經在其父親、名教育家陳汝惠先生逝世15 周年時發表題為〈生我劬勞欲報罔極〉的悼念文章(載2013 年8 月《炎黃縱橫》),其中提到: 「20 年極左路線製造的冤假錯案……使他過早衰老健忘,開始癡呆」。又提到: 「經過了『文革』的摧殘浩劫之後,他晚年感恩鄧小平同志……想起自己已經結束長長的噩夢,錯案獲糾,終於能夠安心地閉目養神乃至無憂無慮入睡了」。
如果陳先生有感「左」禍對其父親的摧殘,那麼他理應成為反「左」的先鋒,否則又何以告慰乃父在天之靈?他也應該明白我們香港人今天關於真普選的訴求,正是為了避免其父親的遭遇不致重現香港?連這麼一個卑微而又很人性的要求都要狠狠扼殺,你又如何向接近1 億的與乃父有相同厄運的國人同胞交代?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白皮書》發表後的政局走勢

正常人一看,都明白這樣「打殘」香港,對「一國兩制」、對香港和整個中國也毫無好處,但為什麼北京仍要強勢出擊,不惜推翻鄧小平在1980年代構想「一國兩制」的精神、實質內容和承諾呢?

談到這個問題,我仰天長嘆,感慨良多。在香港回歸的歷程中,我算是「幸運」的,從鄧小平談「一國兩制」開始,上級已安排我參與有關採訪;中英會談期 間,我奉派長駐英國,經常與中英官員和政界接觸;《基本法》起草時,我被調到北京,與主事官員和有關人士頗多溝通;「六四」後,雖然我被視為「異類」,但 仍有機會與各方官民接觸;香港回歸後,也跟進了一些重大事件決策的台前幕後。撫今思昔,驀然醒悟,事物都在變,關鍵只是變好還是變壞,變得合理還是無理而 已。在此,且讓我把過去30多年的親身接觸和事實作一對比,結合《白皮書》的內容,為未來香港的內外政治「算一算命」。

 

 (一)變了些什麼東西?

粗略一看,《白皮書》與當年討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時的內容,已有多處根本性的改變。這些「質的改變」,正是觸動香港人的地方。

‧鄧小平最早說過「不派一兵一卒」,後來改為「中央只管國防和外交」,其他事情都不多管;可是,如今卻是鉅細無遺地管起來,還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 權力」,「中央給多少(權力),香港就有多少」。此外,北京更直接或間接介入純粹屬於香港內部的事務,例如區議會選舉、本地建制派組織的人事安排等,還要 影響香港司法獨立的精神,令「兩制」蕩然無存。

‧當年黃華、耿飆在鄧小平最初同意下,向外表示在港不會駐軍(當時的想法是「國防可以在北京從政策上管」,而駐軍可在深圳,有需要時才過境執行任 務),但後來鄧小平又突然改變,認為「不駐軍如何體現主權」,並訓斥黃華、耿飆「胡說八道」;今天駐軍成為事實,並成為隨時備用的一把刀。

‧當年,北京說「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這句話在回歸後數年已不再說了;今年北京「兩會」期間,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連「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也「精簡」掉了。

‧當年討論香港回歸後的治港班子時,曾說過「以愛國者為主體的各條戰線大聯盟」(即沒有被北京視為「愛國」但有真材實料的人,也可成為執政班子的成 員,所以,香港回歸後也有外籍高官)。這句話雖然不是常用的官式表述,但確是當時的原意,一直沒有被否定。如今的表述卻變成「愛國者治港」,沒有了「各條 戰線大聯盟」,在實踐上更是親疏有別,在政治上排斥異己,令北京和港府的決策更加偏聽。

‧《基本法》(或官員解讀時)列明很多事情只需向中央「報備」或「備案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引起港人強烈反彈。北京也感到這次反彈超出預期,於是押後京官來港解畫的安排,以免火上加油。

這份白皮書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7國文字發表,顯示它不單面向香港,還面向國際,在某程度上更是向書中所指的「外部勢力」放話的。加上北京近期連串 行動,包括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接受港媒訪問、建制派和港府官員連番放話,可見北京已把打擊「反對派」的活動(尤其是「佔領中環」運動)以至「他們與 外部勢力的勾結」視為一項系統工程。《白皮書》只是其中一門重炮,日後還陸續有來。

」,但如今卻變成要得到中央批准。

‧當年港澳辦副主任李後談及《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時說,鄧小平和中央的精神是「宜鬆不宜緊」,但如今解讀和執行《基本法》卻是處處從緊。

 (二)改變治港政策的原因

上述只是主要的變化而已,還有很多細微的變化,不勝枚舉,但無論如何,人們會問:北京為什麼要變?我想,變的原因可分「淺層次」和「深層次」兩大方面。

淺層次的原因包括:

(1)不再需要香港作為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的例子,既因為台灣官民由始而終不相信「一國兩制」,也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灣已成了反面的例子,更因為北京已有其他方法拉攏或誘迫台灣,所以毋須在香港續演「一國兩制」的戲了。

(2)不再像1980年代那樣依賴香港的經濟助力,相反,香港經濟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內地。這方面的數據很多,在此不贅。

(3)「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和外部勢力」在香港活動日益頻繁,令北京更擔心(下詳)。

之所以說上述只屬「淺層次」,因為這些原因只着眼於利害關係,有利則為,無利則變,完全體現了北京的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這種善變在全世界執政者身上都俯拾即是,不足為奇。因此,更重要是必須找到「深層次」的原因,包括:

(1)經過10多年「兩制」的磨合,北京發覺對香港管治困難,甚至是「管治失效」,「政權是回歸了,但香港人的腦袋還沒有回歸,容易被外國利用」 (此乃北京人語)。在「外來危機」的淺層次原因驅使下,觸動了北京心底裏的「深層次因素」,對「兩制」抗衡「一國」感到不耐煩,甚至對「一國兩制」漸失耐 性。有些官員還說:「如果香港人仍不適應回歸後的轉變,就創造條件讓(逼)他們改變。」這是「左」的思維在背後蠢動的深層次因素。

(2)最核心的問題是,今天的管治思維仍是數千年來的封建意識和模式,只是由「家天下」轉化為「黨天下」而已,北京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民主化大潮。如果這個深層次因素不改變,而香港人的堅持也不變,那就預示着未來的碰撞將持續一段頗長的時候。

 (三)北京是否真的害怕「外部勢力」?

在《白皮書》、官員和建制派口中,經常強調「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外部勢力」經常在香港進行滲透、顛覆、和平演變等活動。這些說法有多少屬實?有多少屬於嚇唬港人?最重要的是,北京是否真的害怕這些勢力?

首先,我們也應該了解一下北京對上述3種勢力的判斷。「外國勢力」是指外國政府,尤其是美、英兩國,因為中國認為美國是目前對中國敵意最大的國家, 而英國則是美國的堅定盟友,也是「香港以前的宗主國」;儘管英國的實力已大不如前,對華政策也跟美國不同,但它在香港仍會產生不利於中國的影響力。這是北 京認為有根據的合理懷疑。

「外來勢力」則指在大陸和香港以外的力量,例如海外民運人士、台灣反對派等,因為這些不算是外國,所以稱為「外來勢力」。至於中國後來把警惕對象擴 大至「外部勢力」,範圍更闊,把外國的非官方力量,例如「敵視中國的國際團體和非政府組織」、跟它們有聯繫的香港人士(例如泛民)等民間力量,自然也涵括 在內。

至於實際證明,北京也認為「確實有根有據」。舉例說,建制派發現「外部勢力」除了利用香港作為收集中國情報的基地之外,還在香港進行6方面的工作, 包括:利用貧富懸殊、勞資糾紛製造社會分裂和抗爭;影響和爭奪青少年,製造激進勢力;影響傳媒,搶奪輿論陣地;影響和催化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訴求 (例如金融界「佔中」爭普選);協助發展互聯網的反官方勢力;協助發展本地的非政府組織。在北京眼中,這些都是「分化社會,擴大香港與內地矛盾的陰謀」。

平情而論,在香港有沒有這類活動?有。我不質疑北京這一點,北京甚至已把香港視為「國際鬥爭的前沿地帶」(負責實務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和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分別由曾是外交部領導人的楊潔篪和王光亞出任,就是明證),不會掉以輕心。但關鍵是:上述6方面都是香港內部自發和演化的,而不是「外部 勢力」製造的(頂多是借勢利用);此外,這些「外部勢力」的活動對香港的實質影響有多大?以及如何回應?

我經常與內地朋友討論,外部勢力在香港進行上述活動,那麼內地在香港有沒有同類活動?也有。他們說,中國是香港的宗主國,可以這樣做。但我說,香港 人不是這樣看,無論是外國還是內地,也在影響和破壞「一國兩制」,而且內地的影響比外國更大。此外,如果中國指摘外國在香港搞和平演變,那麼中國有沒有在 外國進行同類活動?有沒有協助或與某些人士進行有利於中國的活動?有,只是規模和影響程度不同而已。我這樣說,不是贊成外國在香港「搞搞震」,而是想說 明:在國際政治生活中,這類活動是常態。我也反對外國搞亂香港和中國,但我認為最佳的回應策略是:拿出比對手更高明、更能凝聚民心的方法,而不是被對方佔 領道德高地,然後「關門打仔」(參閱下文)。

再說,即使外國在香港進行上述活動,但按目前的中外形勢,我看北京也不會真怕,因為北京投放在香港的資源遠超外國,而且北京擁有政權、軍權、經濟 權,外國難對香港有實質影響,北京對外部勢力頂多是憎恨和討厭,而不是驚怕。况且,外國政府各有盤算,基於要與中國保持良好經濟關係,也不會在香港有過分 的活動,美英兩國也如是。內地官場的理性派也是這樣分析。

所以,如果北京經常強調「要在香港警惕外部勢力」,但這些外部勢力根本是香港人看不到的,久而久之,外部勢力只會變成一種沒有說服力的「理由」。再 說深一點,「外部勢力」實際上已成了北京打壓香港民主的外衣,北京擔心的不是外部勢力的顛覆,而是擔心香港人自發的民主訴求與外國較成熟的(爭取民主和社 會運動)經驗結合起來,從而令北京管治更加困難,甚至影響內地。這種心態已在《白皮書》內顯露無遺了。

 (四)未來香港內外政治的發展

從《白皮書》可見,北京現在是按眼前的政治需要來解讀「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這種思維演化為打壓「兩制」的具體行動。預測日後的形勢發展將有以下三大趨勢:

(1)北京為確保治港不會失控,壓力會步步緊迫,而香港人的情緒將更反彈,抗爭行動也會深化。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也許有部分香港人會因應形勢而退而求其次或逆來順受,但無論是哪一種反應,也不是心悅誠服的,始終解決不了兩地的政治差距和管治問題。

(2)有心演變香港的外國和外部勢力將會更高興。它們總結過去的經驗認為,「北京是最大的亂源」;《白皮書》的高壓引起香港人反彈,將令外國更有機 可乘,繼續「靈魂附體」,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令香港人與北京更加疏離。北京如死守舊思維,不懂爭取民心和提高技巧,不斷自亂陣腳,頭痛的事只會更多。

(3)港、澳、台3地的民間力量將進一步凝聚,雖不會馬上結合起來,但基於唇亡齒寒的威脅愈趨明顯,3地民間力量進一步互通經驗,互相支援,外國乘勢介入,已在預期之內。

如果上述3種趨勢真的不幸言中,那麼「一國兩制」就不是死在外人手上,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上。鄧小平的偉大構想,只會變成歷史泡影,屆時就悔之已晚了。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六四」25年的變與不變

今年是「六四」25周年。四分之一世紀,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無論如何,過去25年中國的變化,總有很多地方值得總結的。儘管官方希望人民忘記歷史,但我們既不能忘記,更必須從歷史的慘痛教訓中,研究如何強化中國的公民社會。
兩點比較突出的變化
總體而言,25年來國情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
一是經濟的增長,從簡單的數字看,中國經濟雖然仍有巨大的困難和新增的問題(例如經濟基礎虛浮、貧富懸殊加劇、生態環境大破壞、經濟利益導致道德敗 壞等),但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的。即使是世界銀行(非中國官方)的統計,也反映了這個趨勢:1989年,中國人均收入290美元,人均GDP 307.49美元;2013年,人均收入5000多美元,人均GDP 6700美元。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若不承認這個經濟上升的趨勢,是另一種不客觀。
二是民氣的提升。具體表現為維權事件大幅增加,反映民不怕官,敢於抗衡和爭取。由「六四」至1992年,由於官方大力打壓,民間保護權益的活動一度 沉寂,但3年後,民間維權運動明顯抬頭。1992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沒記錄人數)8000多宗,其後年年上升;至2009年,官方統計的維權事件 (100人以上,因100人以下的太多了,已不計算在內)多達9萬多宗。由於增幅驚人,官方從2009年起不再公開這類數字了。不過,民間的社會科學工作 者從地方政府方面綜合資料,發覺官方的數字偏於保守,至2013年,實際維權事件已增至16萬宗。
對於上述現象,官方的解讀是:經濟上升是「黨和國家的政策對頭,人民喜見樂聞願幹」;維權事件增加則因為「官方保障了人民的表達權利」。誰都看得 出,這些解釋只是在自己臉上貼金。事實上,中國經濟走出公有制的框框,是民間不順從官方政策,努力創出私營經濟之路(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的「秘密自留地」就 是典型事例),迫使官方慢慢順應而已。所以說,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經濟上升,體現了人民求變的力量,而非官方的先知先覺;維權事件增加,是人民醒悟,而不是 官方寬鬆。
進一步說,即使25年以來出現上述變化,但一些更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變,不單沒有改進,反而不斷倒退。且舉「六四」前民眾提出的3項訴求為例:

更重要的問題反而倒退

(一)1989年民眾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回顧這25年,貪污腐敗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以前,貪污100萬元已是大案,如今,不過億元也不算大案。涉案官員級別愈來愈高,多名中央大員紛紛被民眾揭發。官方自己也承認,今天的貪腐已成了結構性、集團性的問題,深度和廣度均嚴重惡化。江澤民和習近平也說過:「如不可善將亡黨亡國。」
貪腐問題急劇惡化,皆因中共迷信自我監督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導致它的反貪腐行動不敢觸及核心問題,不敢動大手術。例如:
‧「先黨紀,後國法」。大凡黨員出事,必先黨內處理,看看會否影響黨的管治,更重要看看會否影響其他高層官員;如有需要,並在可掌控的範圍內,才考慮公開用國法處理。這就人為地造成「走後門」、「保護網」之風。
‧劃線和派系文化。凡局級或以上的官員出事,同級黨委無權處理,要由上級黨委處理。餘此類推,形成互相保護的派系,結果視乎內鬥的勝負而定,加強了 人治因素。以薄熙來和周永康事件為例,前者經多番較量,才能公開處理;後者至今仍在角力,以致消息滿天飛,到頭來均不能真正反貪。在這種文化之下,習近平 的「打貪腐」基本上只停留在副部級官員(「多名省部級官員下馬」只是籠統湊數而已)。
‧死守「同體監督」,不願「異體監督」。這是內地「反貪專家」的說法,即自己人監督自己人,不受黨外力量監督,更不受民眾監督,因為一旦開放監督的權力,官方就難以自保了。
(二)1989年民眾要求政治改革,但25年來真正的政治改革絲毫不動。舉例說:
‧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黨政分開」,逐步理順黨政關係,給人民一個放權的感覺。豈料,江澤民上台後,慢慢走回頭路,除直轄市之外,大部 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黨委書記兼任,以便把黨的政策帶入地方人大和政府。江澤民本人也「以身作則」,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鄧小平也沒有這樣做),胡錦 濤、習近平照辦煮碗,成為高度集權的慣例。
‧1989年民眾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但中共至今只停留在行政改革和效率改革之上。真正政治改革的兩個核心問題——分權和輿論監督,一點也沒有碰過。

(三)1989年民眾要求新聞改革,增加透明度,但25年來,新的高牆不斷增加。例如:
‧中共「十三大」也認同「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一年之後,3批人士在官方同意下着手草擬《新聞法》,但「六四」鎮壓之後,《新聞法》不再提了,宣傳部門的打壓和監控力度大大加強,不聽話者紛紛受壓甚至被捕,例子多不勝數。
‧新興的網絡媒體突破傳統,但官方也成立新機構,打壓新媒體發展。除了中央宣傳部加強監控之外,還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拆職能,成立國信辦,專門監控和禁制互聯網。近期,涉及網絡信息和言論的拘控事件驟增,反映官方打壓的新動向。
不過,雖然官方的打壓政策不變,但我對中國的未來仍有信心。信心來自民智不斷開發,公民社會漸次成長,中產階級不斷鞏固,民間力量日益壯大。執政者如不設法順應這一潮流,只會碰上愈來愈大的反彈,徒增管治困難。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平反「六四」的阻力

一年容易又「六四」。正當中國人民不斷要求平反「六四」的時候,中共高層卻視若無睹,還加強打壓,不斷製造新的冤案。正是新痕壓舊痕,疊疊怨無垠。大家不禁要問:平反「六四」的阻力2015在哪裏呢?我想,主要有三大阻力。

 三種中共自我設限的阻力

第一是來自江澤民及其他政治老人的阻力。中國今天雖然沒有當年鄧小平等「八老治國」的老人干政局面,但江澤民退而不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他一個人發揮的老人干政,已比得上當年「八老治國」那樣壞事了。

江澤民雖然跟「六四」的鎮壓行動沒有直接關係,但回想他在「六四」之前,也製造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該報因為報道追悼胡耀邦的活動而被迫停刊,總編輯欽本立更憂憤而死。這次事件實屬「六四」事件的前奏,江澤民責無旁貸。

後來,他獲鄧小平提升為中共總書記,成為「六四」的最大得益者。他上台後,不單把政治改革束之高閣,還不斷加強政治箝控。2007年,他名義上已是 全退,卻效法鄧小平「隔代欽點」,把習近平從上海提升到中央,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此舉實際上是要延續江澤民的個人權位。試想,習近平從江澤民手上延續 「欽點」的權力,怎會隨便違背江澤民的意旨來平反「六四」呢?此外,李鵬等與「六四」有直接關係的當年決策者仍然在世,雖然已沒有實權,但他們出於自身的 利益,只會支持江澤民的決定,繼續成為平反「六四」的巨大阻力。

第二是來自當今中共高層的集體阻力。因為「六四」的民憤積累了24年,傷痕愈積愈深,成了中共的一條政治生命線,也是一條「死線」。他們感到,如果 平反「六四」的缺口一旦打開,人民就會不斷追究中共歷史上的其他過失和罪孽,包括「反右」和文革。這類事件串起來,可能令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進一步受到質 疑,統治地位進一步受到挑戰。

所以,不單江澤民等政治老人阻止平反「六四」,即使是新上台的中共領導人,也要維繫本身的既得利益,與江澤民等同聲同氣,誓死參與「政權保衛戰」。 習近平上台後,最近傳出中共高層下達「七不講」的指示,包括不准講新聞言論自由,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中共的歷史錯誤,就是源於這種擔心牽一髮而動全身 的恐懼。

第三是來自中共統治性質所決定的阻力。從管治文化的角度看,中共其實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延續。昔日是「家天下」的王朝治國,今天則是「黨天下」的 集團治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至今天的習近平,都不屬於本身的姓氏,而是集體姓「共」。他們充其量只在取消「父傳子繼」這方面比封建王朝 優勝,但管治的性質、思維、方法,沒有什麼分別。歷史上,有多少次皇帝下詔罪己?即使有,也只是一種權術或謀略而已;在中國歷史上,更甚少看到後來的皇帝 指摘祖宗不該的事例。這就形成中共平反「六四」的第三種阻力。

 中國已到適合推行政改的時候

可見,上述三種都是中共自我設限的阻力。他們偏執地認為,只要給人民吃飽飯,就可以繼續執政了。這也是江澤民「人權論」的核心,他認為「人權就是生 存權」,只要讓人們得到基本的溫飽,就沒有其他要求了。殊不知,這正是中共思維局限的地方。時至今日,他們應該認識到以下三點:

一,今天中國的形勢和條件已到了適合推行政治改革的時候。

過去中共經常說:「先搞好溫飽和經濟問題,條件成熟了再搞政治改革。」多個事實和數據顯示,今天中國已具備政改的條件了。據聯合國在3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調查顯示: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超過1000美元,當地人民的公民意識就會抬頭;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超過3000美元,當地人民的政治意識也會抬 頭。中共中央黨校曾派人到外國研究和驗證,也同意這個結論。如今,中國的人均收入已超過4000美元,發達地區更達5000多美元,完全有條件進行政治改 革。

二,在中共領導層裏,誰能平反「六四」,誰的威望就會一下子擴大,就如當年鄧小平間接肯定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來又同意毛澤東搞的 「文革是一場浩劫」的結論;即使只是輕描淡寫的聊聊幾句話,也為他添上光環。如今,如果習近平能夠審時度勢,抓準機會,順應民情,平反「六四」,我相信不 單不會令中共下台,還會令他們(至少習近平和新的領導層)聲望提高,有利於進一步凝聚力量。

三,中國進行政改的民間條件早已成熟,尤其是在經濟發達和較先進的城市(例如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更是政改先行的好地方。過去,中共只願從 下而上,在農村地區找政改試點,但這些地方相對落後,試點結果自然不如人意,而中共就藉此推搪,拖延政改的步伐。相反,如果中共嘗試在發達城市進行政改, 效果將截然不同。可惜,最近兩屆人大代表選舉,中共都壓制獨立候選人,說明前者根本不想政治改革。

總之,無論是平反「六四」或建設民主中國,關鍵只在於中共願意不願意。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它順應大潮,將可事半功倍,否則只會逆水行舟,遭遇更大的管治困難。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1 2

聯絡我們

透過以下表格直接聯絡

保持聯繫

如欲投稿或有任何查詢,請填妥資料以讓我們盡快與閣下聯繫。

Name: 網站管理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