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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醬缸法家遺害

文化醬缸法家遺害

作者:胡可源 自秦國重用商鞅及李斯等法家學說,統一六國,直到今天二千多年來,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是運用法家哲學治國,但其遺害到現代才顯現。 遺害一:弱民 《商君書》第二十篇弱民 「民弱國强,民强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弱民」,不在弱國民之體力,而在弱其心智。統治者視國民如牛馬奴隸,只用其體力,不准有自己意志。 遺害二:禁心 《韓非子》更進一步指出「...Read More »
否決政改過後:還望2016立法會選舉

否決政改過後:還望2016立法會選舉

資深傳媒人程翔對談中表示,政改方案被否決,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是場重要的戰役。 他認為,如果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說的「票債票償」、「懲罰泛民」真的出現,下屆立法會泛民無法取得議會三分一的議席,保住「關鍵少數」角色的話,北京就可以輕易地在下一屆立法會重推假普選方案,並向全世界宣稱,香港已實現《基本法》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如果真的發生,香港只可以無奈地認命,說明香港人的民智未達水平,不能以...Read More »

為何要真普選

香港的建制派常說:「普選沒有世界標準」。筆者嘗試分析這句說話。

 

打開世界地圖,並參考聯合國的網上的資料,發覺世界上有百多個國家,九成以上都有「共和國」的稱號,更誇張的,會自稱為「人民民主共和國」。

 

既然稱為「共和國」,當然都有一套選舉制度。每個國家的制度都稍有不同。世界上有百多個國家,就有百多套選舉制度。 誰有權力說自己的一套「最合乎標準」? 因此,「沒有標準」是合理的說法。

 

但,在混亂之中,總會找到一條分界線,那就是「移民流向」。

 

不難發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國家的權貴,都會有不同的渠道,或明或暗,把他們的財富和子女轉移到那少數的百分之五的國家。這個流向,最足以說明那個國家的制度的好壞。 畢竟,這是每個國家的權貴(內幕消息人士)「用腳投票」所得的結果。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那少數(百分之五)受歡迎的國家,可以說是都屬於「西方文明」的陣營,又可以稱為「第一世界文明」。其中一個熱門的投資移民對像,卻是沒有「共和國」的稱號,那就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 The United Kingdom」。因此,香港政制改革,應該參考那百分之五,而不是那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五。

 

香港素以「紐倫港– New York – London – Hong Kong」自豪。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城市,卻能納入「第一世界」之列。這不只是關乎財富,亦包括一個公平開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亦包含強烈的西方人文價值觀。從國際層面看,香港比較東京更受歡迎。

 

可惜,現今香港提出的政制改革,外表看非常合理的「一人一票」,但內裡卻是極盡扭曲的邏輯(Logic),特別是侯選入的提名程序。這種「外表漂亮,內裡扭曲」的制度,正是其餘那百份之九十五的「第三世界」的國家常用的手法。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扭曲手法,將會把香港從「第一世界」拖落到「第三世界」。如果香港未來又出現一次「移民潮」,那就是一個香港衰落的象徵。

 

香港年輕的一代深刻的感受到這未來的危險,因此熱烈的站出來抗爭。

 

以同樣的狡辯邏輯,建制人仕常引用那百份之九十五的案例來說明 「民主無用論」。 筆者在本文特別指岀,那百份之九十五的案例都是扭曲的民主,因此是無用的。 至於那百份之五的真民主的案例,卻足以說明 「真普選」 確有實效。 不信? 看看建制人仕的子女如何「用腳投票」就明白了。

 

「愛國」 的口號可以喊得激昂動聽,「用腳投票」卻是最深層次的理性選擇。 舉例來說,香港最近出現了一位自詡為 「現代岳飛」 的愛國大律師,卻被發現持有澳大利亞國籍。 這愛國大律師並曾在公開場合罵人 「fucking Chinese」 因而名譟一時。 當然,「澳洲岳飛」 可以辯護說,他「精忠報國」 的對象是澳洲,而 「岳飛」 這品牌並沒有專利註冊,因此,標榜自己為 「澳洲牌岳飛」 並不犯法。 香港人傍觀這場 「馬戲」,覺得各路小丑盡力博出位博上位以圖班主賞識,可以理解。 但表演如果太誇張太下賤,就會 「噓聲四起」 了。

 

香港人要的是第一世界的公平與理性,而不是第三世界的暴君與弄臣。 香港人要真普選。

 

狗狗是如何煉成的?

本文的主要根據是從一輯科普(popular science) 的電視節目得來,片集名稱:宇宙時空之旅-COMOS: A SPACETIME ODYSSEY。這片集曾在收費電視的NATIONAL GEOGRAPHIC(國家地理雜誌)及免費電視的明珠台播出,全輯共十三集,內容豐富,由宇宙的形成,到太陽及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形成,人類文明及科學知識的累積等。

但在第二集卻提到一個有趣的環節,此集的名稱是:分子作的事(Thing Molecules Do)。顧名思意,此集說的是DNA,基因與生命的承傳與演化的關係,也就是達爾文(Darwin)所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的基礎。

但主持人也提出一個有興趣的問題,他說我們現時日常接觸到的動植物,大部分都是經過人類三萬年農耕畜牧文明改造過的品種,與天然(野生)的品種好大分別,這是「人擇」而非「天擇」的結果,他舉出一個最極端的例子:狗

三萬年前,世界並沒有「狗」這個品種,現時所有的「狗」都是經由人用計謀把「狼」馴服而來。

 

馴服的過程如下: 一起初時,人把吃剩的肉食骨頭拋在營地附近,不經意把「狼」引來撿吃。「狼」發覺,撿吃剩骨頭的生活,比起在野外打獵的生活容易得多了。牠們在人類的營地外徘徊,等待骨頭,不攻擊人,卻把其牠猛獸趕跑了,獨享骨頭。成了人類的「看門狼」。人把(野性難馴)的小狼殺掉,只留下較溫馴的小狼繼續生存和繁殖,年復年的「人擇」,經過兩三萬年,「野狼」馴服成「家犬」甚至「寵物」了,難以想像,小可愛的哈巴狗,竟然是從「狼」馴服而來。

 

筆者聯想到,二千年前中國法家「商君書」所說的「弱民」宗旨,與及「韓非子」的「馴民」手法非常相近。經過二千年的法家統治,中國人已成為世界上最容易管治的民族了。只要有飯食,就心滿意足不想其他。再過多幾千年,中國人都會成為「哈比人」了。這是「可喜」還是「可悲」的現象。端視你站在「人民」還是「統治者」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古語有云 「天地不仁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中國的管治階層,自古以來都是人民為狗。中國人本身對狗也相當鄙視。有用的狗被視為「鷹犬」。無用的狗,被視為「兔死狗烹」。

 

中國大陸有一本暢銷小說「狼圖騰」,作者表達了對狼的複雜感情,書評家也各有看法。如果能從「人,狼,狗」的關係去看,可能會跟深處的感受。

 

從新國安法看23條立法

中共新的《國家安全法》草案的第二稿現正在公開徵詢意見,把重大法案在人大通過之前放到網上徵求意見的做法,過去絕無僅有,所以值得人們肯定。

從香港的角度看,新的國安法有明顯的問題是我們無法接受的。首先,第二條定義國家安全時,把中共的政權放在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之前。其原文說:

第二條 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共視自己的執政安全高於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所以內地網民戲稱新的國安法為「黨安法」。眾所周知,一個政權的安全,是要靠 執政黨通過自身執政的成績來贏取的,不能靠法律來保障的。如果執政黨劣跡斑斑,則人民完全有權利要求改變這個政權。而改變一個政權,固然可以通過和平方式 (即改良),也可以通過暴力方式(即革命)。現在中共想通過立法形式來保障其政權千秋萬代,人民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答應的。這樣的規定,使人想起中共「九 大」時在新黨章裡規定了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一樣荒謬。

所以,香港將來如果要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我們必須強調國家安全不包括政權的安全。我們只能承擔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三者的安全,不承擔,也不應該承擔維護中共的「政權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國兩制」的規定下,中共也明白不可能要香港人承擔維護它的政權安全,所以在新國安法的第十一條規定,我們沒有承擔維護中共政權安全的義務。該條的原文說:

第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社會組織,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從此可見,台、港、澳人民只承擔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三者的安全,不包括中共的「政權安全」。

其次,新國安法對「國家安全」的涵蓋範圍比原有的國安法大得很多。原有國安法(從1993年起實施至2014年廢除)只追究五種行為(舊國安法第四條),即:

(一)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
(二)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
(三)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
(四)策動、勾引、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
(五)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的。

在新的國安法中,被認定為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則包羅萬有:計有:中共的執政安全(第13條)、政治安全(第14條)、領土安全(15條)、軍事 安全(16條)、經濟安全(17條)、金融安全(18條)、糧食安全(19條)、文化安全(20條)、民族地區安全(21條)、宗教安全(22條)、反恐 (23條)、社會矛盾(24條)、科技安全(25條)、訊息安全(26條)、環境安全(27條)、戰略物資安全(28條)、核安全(29條)、海外利益安 全(30條)等18個領域。這18個領域反映了中共自從1993年舊國安法訂立以來20多年間所感受到的新的安全威脅。舊國安法所針對的五項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現在僅僅屬於新國安法的政治安全(第14條)領域而已。

很明顯,這18個領域遠遠超越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傳統的國家安全觀,主要針對來自外國的軍事侵略、政治顛覆、經濟滲透、以及各類間諜活動。從這 18個領域看,中共更感受到來自內部的壓力,例如:它的執政合法性(執政安全、政治安全)、意識形態控制(即文化安全和訊息安全)、少數民族問題(民族地 區安全、宗教安全)、以及內部維穩問題(社會矛盾)等等。把這些內部問題列為國家安全範圍,這就為中共以言入罪、鎮壓人權等惡行提供法律依據。事實上過去 我們就見過不少例子,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來鎮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等例子。

根據新國安法的第3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這一條的內容其實已經體現在《基本法》23條的規定內。那麼我們如何制定23條來體現這種責任?如果按照被中共大大膨脹了的國家安全觀來制定23條,則不消多久香港就會奄奄一息。

所以,將來如果要為《基本法》23條立法時,我們必須堅持按照當年《基本法》定稿時(1990年)中共所認知的國家安全觀,即反映在1993年通過的國安法裡比較狹窄的國家安全定義,因為這就是當年制定《基本法》時的立法原意。

換言之,我們只能承擔範圍有限的國家安全責任(即《基本法》23條所規定的七宗罪),不承擔現在浩瀚無邊的國家安全責任。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從高瑜案看香港23條立法

內地名記者高瑜被重判7 年,引起國際上很大的關注。我認識她足足30 個年頭,目睹她在過去的30年間,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以及政治透明,三度身陷囹圄,為全體中華民族的進步付出了沉重的個人代價。
凡是跑中國新聞而又有一定年資的記者,幾乎可以說沒有人不認識她。這是因為她樂於幫助同行、提攜後學的作風,早已享譽新聞界。上世紀80 年代初期我初到北京工作,人生路不熟,也是靠她的幫忙才能克服重重困難。
這次她再一次被囚,是因為被指控泄漏了中共2013 年第9 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况的通報》。內地學者把這個文件歸納為「七不講」,即:一、憲政民主不要講,因為它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二、普世價值不要講,因為它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三、新聞自由不要講,因為它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四、公民社會不要講,因為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五、司法獨立不要講,因為它企圖改變中國司法制度;六、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因為它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七、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因為它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一句話, 「七不講」要禁絕一切對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以及它種種政策的合理性的質疑。
「七不講」中,前5 者是人類經歷了同封建主義、極權主義等落後政治制度相鬥爭幾百年後才總結出來的現代文明的價值,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石。中共對之禁止,是開文明的倒車,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很難想像一個偌大的黨,竟然可以發出這麼反智的文件來禁錮人民的思想。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誰是真正的愛國。中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乃以國家安全為名,行禁錮人民思想之實。這種政策,或可「維穩」於一時,卻以全體人民愚昧化為代價。反之,高瑜勇於揭露這種荒謬的政策,雖然導致個人身繫牢籠,卻喚醒了全國良知之士奮起鞭撻這種愚民政策。
幾點重要啓示
高瑜案對香港的《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有幾點重要的啓示。第一,什麼是國家利益?從中共的角度看,禁止「七不講」等人類文明的基石是符合它維持「一黨專政」的利益,但從人民的角度看,卻是嚴重妨礙國家的進步,長遠來說損害人民的利益。所以將來香港如果要立法,必須打破中共「黨國一體化」的陷阱,堅持釐清黨國利益的分野,當黨和國家利益出現矛盾時,我們只承擔維護國家利益,不承擔維護中共的利益。
第二,什麼是「國家安全」?中共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在此法的草稿中,它把維護中共的執政安全放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之上。從它的角度看,中共的執政安全高於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共之所以要實行「七不講」,就是把維護自己的執政安全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從人民的角度看,執政黨能否執政,端視乎它能否取得人民的合法授權。所以,將來假如香港要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我們僅僅能承諾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承諾維護中共的執政安全。此外,新的國安法草案還包含了很多關於國家安全的嶄新定義,例如把意識形態問題也上升為「文化安全」等。「七不講」,就是涉及它所講的「文化安全」。香港的23 條立法,就必須僅僅承諾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維護,而不應該廣而推之到中共規定的新範圍。
第三,我們要堅守香港的法治精神。對高瑜案審判有很多細節值得我們警惕:
1. 審訊的公開性:在大陸,凡是涉及國家安全案的都是閉門審判。我們香港這一制要堅持審訊公開,即使涉及大陸定義的「國家安全」,我們也不能接受大陸閉門審判的做法。
2. 取證的合法性:我們在高瑜案中可以看到明顯的非法取證問題,例如她較早時的「供認」原來是在當局以拘捕其子做要挾下作出的「供認」。這種做法,即使是中共現行的《刑法》也是明顯禁止的。香港這一制對非法取證的問題更加要明確地反對。
3. 保密的實效性:我們知道,中共的9 號文件是2013 年4 月22 日發出,準備逐級向下傳達。到5 月10 日,華東政法大學教師張雪忠在微博首先透露該校傳達了「七不講」的內容,其後中國知名學者、勞動關係學院教授王江松也證實他學校也傳達了此文件。《明鏡》是到8 月才發表該文件的全文。換言之,從文件開始傳達到《明鏡》發表,已經歷了最少3 個多月。經過這3 個多月的傳達,理論上該文件的「秘密」含量已經大大稀釋以至於零。從這個角度看,已經屬於「衆所周知」的「秘密」還算不算是「秘密」?假如我們將來要立法時,一定要考慮這個因為傳達而「秘密性遞減」的因素。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一國兩制」的司法基礎危矣!

今年三月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向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共第一次提出港澳事務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過去僅僅提《基本 法》)。換言之,憲法和《基本法》將同樣適用於香港。這是對《基本法》的理解作出一次重大的修訂,這個新解讀的提出,實際上就是突出「一國」,以「一國」 壓「兩制」,使「兩制」的空間進一步被收窄。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去年6月中共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時,已經埋下伏筆。白皮書的第五部分第二段 (二)堅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的段落說:「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憲 制性法律地位。」

理論上這個定位沒有錯,而香港人回歸18年來都沒有人質疑這種定位。但是,為什麼18年來中共都只提《基本法》,而現在卻要把憲法與《基本法》並列?目的是什麼呢?讓我們看看一眾京官是如何解釋李克強的說話。

李克強這句話,在張榮順的演繹下,就是要求香港做到「既維護香港實行的特殊制度,也維護國家主體實行的制度」,(見他在「基本法25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這就與《基本法》最初的原意有了很大的偏離。

再看看北京航空航太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田飛龍的解讀:「以中國憲法和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共同憲制基礎和權威文本依據,排除《聯 合聲明》、《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等國際法或香港本地『權利法案』作為憲制性檔或取得「凌駕性」憲制地位的可能性,從而進 一步確認並清理了香港基本法秩序的憲制前提(見田飛龍:〈基本法再教育重在凝聚法理學共識〉,載香港《大公報》2014年12月17日)。這裡說的很清 楚,原來李克強這個提法,顯示中共要逐步取消當初制定《基本法》時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及法律依據。田飛龍這樣的解讀,就大大超出《基本法》制定時的初衷了。

作為曾經全程採訪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定過程的記者,筆者有責任指出,在《基本法》制定時,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如何有效的把內地制度和香 港制度區隔開來,因為當時大家最擔心的,正正是中共把內地的一套政治和法律制度適用於香港。事實上,《基本法》的第5條、第11條、第18條以及附件三的 立法初衷,正是為了有效地區隔開兩種政治和法律制度。說得直白一點,就是除了某些重要條款適用於香港外(如中國憲法第31條),基本上排除中國憲法絕大部 分條文在香港的適用。

關於中國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早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香港和內地的草委就爭議紛紜。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編制的《香港基本法 (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中對此有詳細的記載。特別是《基本法》第5條、第11條和第18條,雙方就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得到共識。《香港基本法 (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說:

「為消除港人對中國憲法的顧慮,一些人建議『應清楚列明中國憲法中適用於香港的部分,並說明其法律效力』。『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必須就中 國憲法在港的適用問題提出一個解決辦法,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實指示哪些憲法條文適用於香港,然後在基本法內寫出。並應在基本法頒佈時以決議形式宣佈』。『在基本法頒布時,應注明除在基本法內列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條文外,其他一切都不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爭論的結果是,草委會接受香港方面的建議,把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單列為《基本法》的附件三。所以中國憲法哪些適用,哪些不適用,在《基本法》頒布時已經很清楚,不至於產生歧義。

對於《基本法》的某些條款明確排除憲法在香港的適用問題,內地憲法學專家朱福惠(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社會科學處處長、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 長)稱之為「憲法的排除」。他在其《憲法學原理》的書第三章:〈憲法的創制與變動〉中指出,憲法的正常變動包括修改、變遷、排除和中止四者。他以香港《基 本法》為例說:

「就中國的憲政實踐而言,有一種憲法變動的類型,那就是基於憲法本身規定的變動方式,排除了憲法在特定領域的適用,我們可以將此種方式 稱為『憲法的排除』。具體言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第2款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第18 條第2款也作出同樣的規定。這樣就排除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內的許多憲法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見《憲法學原理》, 第37頁,中信出版社, 2005)。

對於這種「憲法的排除」,的確曾引起內地草委質疑《基本法》的合憲性,但是當時內地兩位最有影響力的草委、著名的憲法學專家許崇德和王叔文,都 認為這種排除,無損憲法在港澳地區的權威性,也無損《基本法》的合憲性。許崇德說:「實施基本法就是實施憲法,即實施那變通了的憲法」(見許崇德:〈簡析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載《中國法學》,1997-3)。王叔文說:「基本法已經包含了憲法的精神,使用基本法也就等於適用了憲法,叫做憲法透過基本 法適用於香港」(見王叔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所以,明確排除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正正是《基本法》相關條文的初衷和立法原意,這種排除,在內地憲法學權威如許崇德和王叔文,都沒有異議。如果當年起草《基本法》時,像今天京官所說的要和「憲法」結合,則不會設立《基本法》第5、第11和第18條。

日前,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饒戈平說,「有人試圖割裂或混淆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以基本法排斥、架空憲法, 把香港排除在中國憲法的適用範圍之外,無非是想為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提供藉口」(見新華網2015年03月29日)。饒戈平先生這種敵情觀念 特別深刻的人,大概已經忘記了他的前輩們許崇德和王叔文,都認可了《基本法》第5、第11和第18條對憲法所起到的實質性排除效果,並且從不認為這些條款 會「為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提供藉口」。如果這些對憲法的排除性安排真的會導致饒戈平所擔心的後果,相信也逃不過許、王兩人的法眼。難道饒戈平 覺得他比他的前輩要高明得多嗎?

今天京官們又重新演繹他們對《基本法》的認識,其實不是我們香港人對中國憲法在港是否適用有什麼誤解,也不是我們不尊重中國憲法,而不過像上文 田飛龍所指出的,是他們想通過他們的重新演繹來廢除當初對構建《基本法》時具有重要基礎作用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盟 約,從而把《基本法》的法源,從大陸法與普通法的結合(這裡引用梁美芬的表述:“香港基本法是中國法和普通法的結晶”,見文匯報 2015-04-12),改造成為純粹的大陸法原則。

田飛龍這個解釋,也就為人民日報一篇評論員文章提供了注腳。去年白皮書發表後,《人民日報》特別為闡述白皮書的觀點而發表評論員文章說:

現在香港社會理解基本法以致法庭解釋基本法,可以參照國際公約、外國法學專著、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或非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判例,鮮能看到 我國憲法的影子。這種脫離我國憲法對基本法規定所作的演繹,不可避免地與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愈行愈遠。的確,基本法規定保留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其他普通 法適用地區的判例可作參考,但這是以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定的憲制基礎為前提的參考,沒有這個前提,這種參考就變成了「依照」,用外國的經來解中國的法 律,沒有這個前提,「一國」就從憲制上悄然消失了,「一國兩制」必然發生質的改變。這是絕不容許的!(見人民日報《準確把握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基 礎》,2014年6月19日第一版)。

這裡就看得很清楚,中共之所以此時此刻要強調憲法與《基本法》並重,正是不滿於香港的司法制度,只參照國際公約乃至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判例,「鮮 能看到我國憲法的影子」,擔心「一國就從憲制上悄然消失了」,所以要強調憲法與《基本法》並重,這種做法,實質上就是要改變香港的普通法傳統,使香港的政 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慢慢回歸到大陸的模式。果如是,則香港「一國兩制」的司法基礎危在旦夕矣!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因政治需要強姦基本法

《基本法》頒布25周年,官方大力開動宣傳機器,務求把官方今天對基本法的理解打入香港人的腦裏。撫今思昔,作為當年全程參與中英會談和起草基本法採訪、有機會聽不少內部傳達的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官方的宣傳重點放在基本法的法理和立法原意之上(因為他們操縱解釋權),但其實今天基本法爭論的實質已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官方的政治需要、利害關係而引起的矛盾衝突。

我不是泛政治化地看問題,而是法律脫離不了中國的現實。在今天中共強調法律也要「為我所用」,「為政治服務」的形勢下(見內地官方公開或不公開的表 述),不要以為「一國兩制」可以保護香港,阻擋內地「黨大於法」的思維和行為越界而來。用內地某高官的話說:有需要變,就變;香港人如果不適應,就「創造 條件讓他們適應」。也就是說,說「理」無用,那就強壓。

回顧上世紀80年代討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我從公開和不公開的信息中感到:當時的官方(包括鄧小平及主事官員)有兩個出發點:一、基於現 實需要。從正面角度看,這可以說是務實的;從負面角度看,也可說是權宜之計。因為當時有三大政治需要:一是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二是需要香港的經濟助 力,三是當時中國綜合國力仍不算強,需要外國來華投資,故對香港寬鬆。

 起草精神——宜鬆不宜緊

但如果說當時的中共高層只是出於權宜之計,也不大公道。因為當時全國的氣氛相對開放,中共高層並非完全功利主義,其中一些人真的想過如何借助香港的 經驗,為中國的開放改革作試驗田。那時候,不少左派機構(包括我服務的《文匯報》)就起過這樣的作用,聯繫建制外的人士,請大家協助出謀獻策。不少民主派 人士開始接觸大陸,比某些建制派人士更早地支持(民主)回歸。北京高層也願意作有限度的開放,吸納李柱銘和司徒華為基本法起草委員。

不過,中國官方畢竟有它的利害考慮,更有它的傳統思維模式。說到底,中國的政治仍有強烈的封建王朝特色,只是由「家天下」轉為「黨天下」而已。所 以,寬鬆是間歇性的、時效性的。我清楚記得,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對我說過:「中央起草基本法的精神是『宜鬆不宜緊』。」我驟耳一聽,這不是很好嗎?但 他補充說:中央無法完全準確預測日後的發展,所以「宜鬆不宜緊」,就可以為中央日後有需要解釋基本法時,預留更大的空間。

到了今天,「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已實踐快18年,形勢也變了。今天的領導層認為(其實只是他們的感覺和判斷,但非完全真實),原來中共和「一國」的利益受到「兩制」的嚴重削弱,「實質損害遠遠超過預期的可接受程度」。長此下去,可能會賠上共產黨的生命(政權)。

 今天爭論核心——中央話語權保衛戰

所以,「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爭論核心已跟1980年代不同了,爭論的性質也不同了。今天爭論的核心是:政權保衛戰,或稱為「中央話語權保衛戰」; 爭論的性質是:人民的民主訴求與官方的放手程度之間存在巨大落差的矛盾;說得遠一點,就是現代社會政治趨勢(民主、人權、法治等)與封建管治囚籠(大家長 式、集團式、由上而下掌控一切)的矛盾。

因此,基於今天的現實需要(包括抗拒外部勢力和內部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北京運用它的中央權力,對基本法進行為我所用的解釋。例如,基本法沒有寫明 「行政主導」,但官方可以無中生有,解釋為「這是當年的立法原意」;當年清楚寫明的建議,今天同樣可以「有中生無」,例如梁振英刻意誤導沒有公民提名。說 得嚴重一點,就是今天有些掌握權力的人故意扭曲基本法,甚至強姦基本法。明乎此,就知道即使多花氣力跟官方爭論基本法的細節條文,他們也將繼續冥頑不靈。

事到如今,可以預計官方會繼續投入巨大資源,開動龐大的宣傳及推廣機器,尤其是針對青年一代,把官方解讀的基本法打入他們的腦裏。這是中外古今歷代 政權常用的方法,在某程度上也會有一些效果。不過,作為民間,我們並非無事可為。敢於據理力爭,即使眼前爭不到什麼,但肯定有積累的效果。當中國的政治形 勢發生變化時,這種積累性效果就可發揮作用了。1976年和1989年先後兩次天安門事件,雖被鎮壓下去,但民智、民氣和民間力量不是繼續上升嗎?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硬任務」與「軟說理」

中共兩會傳來訊息,中央視迫使香港立法會通過 人大831決議為「硬任務」,對於2017年在香港按照831決議實現普選的方針「不動如山、靜觀其變」。另一方面,兩會期間,本港27位泛民議員再次集 體表態,否決831決議。這些發展,說明中央和特區之間一場「硬碰硬」的較勁將無可避免。

中共既然視迫使立法會通過831決議為「硬任務」,則為保障能夠完成任務,它將使出種種招數:對手上有票的議員則採取利誘的、威嚇的、分化的、 抹黑的;對普羅大眾,則會主打輿論戰,例如:宣傳“有票好過無”、鼓動民粹主義(防止外國敵對勢力爭奪香港政權、危害國家安全)、以及造就下台階給有所動 搖的立法會議員等等。對此,泛民議員和支持真普選的市民應該有所警惕。

在「硬碰硬」的對決中,香港市民的頭腦還是清晰的。在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第五輪民調結果,高達47%的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否決831框 架下的普選方案,支持的只有40%。這項調查從去年831決定通過時就開始做,到現在已經是第五次,每次民意都非常明確應該否決831決議。

短期看,中共似乎正在營造一種大多數市民接受“袋住先”的民意,藉以倒逼泛民議員,使他們在必要時有合理的下台階。這個危險性一直存在。

就以上述民調為例,當加入兩個“有條件支持”的假設性理由時,贊成“袋住先”的民意就會上升:如果加入“政府公開承諾2017年後繼續改革特首 選舉方案”以及“提委會取消公司票和董事票,全部轉為個人票”,則支持“袋住先”的比例就分別高達58%及44%。這種情況,就使當局有運作的空間。

例如,當局可以通過統戰手段誘服泛民。在上周新聞行政人員年會上,有人與梁振英同台高歌《友誼之光》後,由他主政的報紙,對上述民調的報導就是 大字標題:“58%肯袋住先”(其他的內容雖有出現,但都只是副題,而且字體小得多)。如果出自親建制的報紙,筆者一點都不奇怪,但出自一張在“佔中”運 動中奮勇直前的報紙,則不禁令筆者不寒而慄:它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示範--“軚”是可以這麼輕鬆容易就“轉”的。

在「硬任務」的壓力下,我們見到香港有很多知識份子都絞盡腦汁,試圖找出各種各樣的方法去遷就一個連自己都覺得有問題的831決議。令人惋惜的 是:他們的聰明才智不是用來據理力爭建立一個合理的選舉制度,而是用來幫助中共扭曲我們對事物的認知。他們不是利用自己能與中共溝通的條件,去幫助北京認 識它的決議錯在什麼地方,反而是力勸港人逆來順受,接受一個違諾違憲的安排。

長期看,中共將出盡全力加強對香港年輕人的“洗腦”工程,這從眾高官的言論可以看出:

1 張榮順的再啟蒙論;
2 陳佐洱的惡果毒豆論、補腦論;教育局長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監督論;
3 建立青年軍,準備發展到二萬會員;

這些都是舊聞,兩會期間再傳來新的精神:

4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秦宜智表明,佔中事件後,香港青少年的工作應該「進一步抓緊」、「要進一步明確特區政府的主體責任」。他透露教育部跟特區政府正在進一步協商,在港推動國情教育以及教授中史。

5 大陸各部門今年也會加強組織香港青年到大陸交流、實習,認識國情,提議青年應到延安、西部等地方交流。人數將從現在每年兩千多日激增至每年兩萬多人。

6 人大代表、特區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接受《鳳凰網》的訪問,更令人大開眼界,原來她正在構思一套把香港老師和學生送到大陸接受“洗腦”的計畫。鑒於這個建議的荒謬性實屬罕見,值得大家看清楚居然“香港人”中竟有這些建議。筆者把該文的連結附上:http://news.ifeng.com/a/20150312/43324984_0.shtml

面對中共強大的“硬”攻勢,弱小的香港靠的是“軟”說理。我們有多個反對831決議的理由,筆者在過去幾篇都已經陳述甚詳,這裏不贅。但針對很多人仍然相信不“袋住先”可能有損失,筆者願意再揭其偽:

其一,所謂2017“袋住先”,可以待將來再進一步優化。

對不起,中共從來沒有作過2017年可以優化的承諾。在今年兩會上,李飛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明確中央對2017年之後的特首選舉不作任何承諾。所以,以為現在“袋住先”以待將來優化的人,不是自己糊塗,就是有意幫中共欺騙港人。

更何況,中共對香港人白紙黑字的承諾(指《基本法》)都可以違反,對隆重地拿到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這麼莊嚴的承諾都可以突然地、單方面的宣布“失效”,那麼我們還憑什麼相信“還沒有作出的承諾”?

其二,現在特首不“袋住先”,2020年立法會選舉就不可能實現普選。

對不起,別拿2020立法會“普選”來忽悠我。30年來中央和香港對“普選”兩個字從來沒有什麼歧義,但到了真的要設計2017年“普選”方案 時,卻可以製造出這麼多障礙(愛國愛港的政治門檻加落三閘的組織門檻)來,這是我們香港意想不到的。有此經驗教訓,您還能相信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 能夠按照我們所理解的“真普選”標準來進行嗎?君不見早在去年,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就說:“立法會功能組別也是直選”嗎?換言之,根據北京的定義,保留功能 組別跟普選的定義並不矛盾。馮巍這番話已經明確無誤地表明,2020年立法會“普選”時仍然會保留功能組別。所以,如果說現在不“袋住先”,2020年立 法會選舉就不可能實現普選,這又是純粹自欺欺人的說辭。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應對中共對港大的打壓

最近,香港大學遭遇到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最為嚴峻的壓力,其對港大威脅之大,以及由此而造成對香港學術自由的威脅,比諸1967年“左派暴動”時還要嚴重。所以這件事值得香港人三思。
由梁振英領頭的、全港左派積極參與的對港大的圍剿,集中在三個內容:
一,批判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香港獨立,以國家安全為由鎮壓學生對敏感政治問題的探討;
二,批判港大法律學院支持及縱容“佔中”,因此其前任院長陳文敏不適合升任港大副校長,以政治理由直接干預大學行政;
三,批判港大聘用英國人出任校長,就是要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藉此攻擊委任新校長的校務委員會都是殖民地殘餘。
這些“革命大批判”歪理之荒謬,連基本上同屬“左派”陣營的港大前副校長程介明教授也看不過眼,他於2月6日在《信報》的鴻文《奇怪的政治推理》 就斥責這些攻擊者“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中共以歪理來衝擊正常的大學運作,使人不期然想起內地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 對大學的嚴重破壞。為免港大乃至香港大專教育的淪陷,筆者認為港大應該迅速落實《8.18事件檢討小組》內兩項關於捍衛大學學術自由的重要建議。
發生於2011年的8.18 事件,是一個wake-up call,提醒我們要注意香港大學乃至整個香港社會所面臨的“大陸化”的嚴峻問題。事件發生後,港大迅速成立一個檢討小組,採納了筆者提出的關於捍衛學術 自由的兩項建議:一是立碑,刻上前大學校長徐立之作出的承諾----「港大永遠是言論自由的堡壘」,豎立在校園內,永誌不忘。二是制定“大學約章”,作為 處理大學與政治權力關係的依據,彰顯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見拙文《勒石立碑彰顯自由約法立契昭示決心》,載2011年11月14日《信報》網路版論壇)。
立碑的作用,是提醒大學仝人,時刻謹記我們對社會所作的承諾,捍衛香港的自由,為中華民族保存好這一片自由土地、自由天空。另一個作用也是提醒每一 個人,不論他位多高、權多重,在知識面前都應該謙卑。這塊碑就像昔日國子監(古代的最高學府)前的下馬石,“文武百官在此下馬”,在最高學府前表示謙卑。 這也提醒學校當局與權貴之間要保持一種適當的關係與禮儀。
制定約章的作用,在於讓大學和社會人士都能自覺地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並宣示我們香港大學對自己、對香港社會、對中華民族的承諾和承擔。
雖然檢討委員會接納了筆者這兩項建議,並已經正式向校方提出,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尚未落實。這次左派來勢洶洶的攻擊,提醒我們這種力圖衝擊學術自由的惡勢力是不會止息的,應該引起大學當局警惕了,所以,立碑和制約問題不能再耽誤了。
立碑和約章可以說是從精神上堅固我們捍衛學術自由的決心,但主要的保障還是來自制度本身。“8.18事件”後,香港大學評議會 (Convocation)向校方提交關於香港大學前途的報告(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其中就質疑目前校務委員會主席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做法是否恰當。報告檢討了行政長官與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Council Chairman)的關係後說:“(按目前情況)校務委員會主席向行政長官負責。但是今後是否仍然適用這個做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由此而形成的問責制度 將會影響學術自由。如果校務委員會主席需要向行政長官報告或者聽取他的指示,則將會提供途徑以實現行政干預”。是以報告建議改變校務委員會主席由特首任命 的現行辦法。
顯然,現行體制的缺點(即行政長官通過委任校務委員會可以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早已有人察覺並提出擬改革之,這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報告提出後, 由於新校長履新伊始來不及處理這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所以迄今仍然未見進一步的討論。這次趁港大備受攻擊,香港大學當局適宜儘快探討改革之道。
這次香港大學飽受左派的攻擊,除了程介明教授和一班大專院校的教職員連署聲明抗議外,香港大學以及各大院校的當局都噤若寒蟬,這是十分不幸的。如果 整個大專界對於這種明顯干預學術自由,打壓大學學術自由的行徑不予以集體譴責的話,則今日遭遇打擊的是港大,明天可能是中大,後天可能是嶺南。。。。沒完 沒了。只有當整個大專界都團結起來表示一種敵愾同仇的團結時,才能有效擊退這種無聊的攻擊。要牢牢記住德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名論述:「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見《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也請大家重讀德國著名神學家、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的懺悔文《起初他們》(First they came)就會明白香港大學今天的遭遇,明天很可能就會降臨到其他大專院校。為方便讀者,現在把這懺悔文錄下供參考: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站出來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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